北京同志会所整理龙龙花300块钱给一位僧人买了套衣服,换下他的僧袍,再给他带上帽子和墨镜,带他来到苏州市疾控中心做艾滋病检测。结果,阳性。
这是龙龙在一年多前第一次发现僧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但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到目前为止,龙龙所在的江苏彩虹工作组已经发现了三名僧人感染HIV。在另一个城市太原,山西蓝典工作组检测出三名聋哑人感染HIV。这些草根小组从2010年开始与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美国)合作,在大陆推广“优质快检”服务,结果意外地发现了诸多隐秘的HIV感染者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开始在大陆提供HIV快速检测服务。 2011年,这两个工作组和两省预防医学会合作的项目都入选了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这些草根组织的意外发现已经引起官方的注意,它凸显出大陆目前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力有未逮,特别是HIV检测模式亟需更新换代。 上门快检的意外发现 2011年2月的一天,彩虹工作组的负责人龙龙接到一位陌生僧人的电话,他通过网络查找到彩虹工作组的快检预约电话,但不方便来工作组的办公室检测,希望龙龙能到寺庙里为他检测。龙龙当即答应——上门服务是优质快检项目的主要特色之一。 龙龙以香客的身份来到寺庙,在僧人的寮房中进行一对一检测,结果为阳性,但这只是疑似结果,最终的确证检测必须由当地疾控中心进行。龙龙说服僧人并陪他一起去了当地的疾控中心,结果仍是阳性。当时他的CD4含量已经仅为45——CD4含量是衡量艾滋病恶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应该在每立方毫米500个到1600个——“这说明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感染了HIV。他当时已经患有严重的卡氏肺炎(艾滋病的重要病变),如果不及时用药可能很危险。”龙龙说。通过与当地疾控中心的协调,这位在苏州出家的外地人得以及时服用抗病毒药物。 龙龙本身就是一名佛教徒,他认识一些有同性性行为的僧侣,于是动员他们接受HIV检测。结果接受检测的10名僧侣,有3人是阳性。龙龙说,“佛门弟子由于身份的原因,显然不能在自己的寮房中放置安全套,而且他们接触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渠道要少得多,我们更不可能走进寺庙去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所以这个群体中的艾滋病工作更加困难。” 还有一次,龙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和他约在苏州一个咖啡馆的包厢内。龙龙能够感觉到这个人的紧张和谨慎,他对龙龙的很多问题都避而不答。龙龙不便多问,按照操作流程为他检测,同时讲解一些相关知识。当天下午,龙龙就陪他到了苏州市疾控中心做了确证检测。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交流,龙龙才知道,原来他是苏州周边某市的一位政府官员,“他告诉我,他平时去疾控中心都是去视察工作,所以他怎么能去当地疾控中心检测?” 在另一个项目城市太原,蓝典工作组经常去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开展快检活动,志愿者原木发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聋哑人。多次接触之后,他们对原木也比较熟悉了,有一次,原木对其中一个聋哑人笑了笑,他用手指了指楼上,然后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做出捏着一根针的样子,在右手的食指上迅速地扎了一下。那个聋哑人点了点头——他已经知道原木等人每周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了。检测的结果是阳性。操作检测的志愿者李响只能通过文字和他进行交流。 后来,通过这个群体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先后有10名聋哑人接受了HIV快速检测,其中有3人结果为阳性。更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人对于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很多人会问他们“艾滋病是什么?”而且,他们和聋哑人的交流也“特别费劲”。有一次,原木花了三个多小时,用短信向一位聋哑感染者解释艾滋病和他的感染情况。聊到最后,原木以为一切已经讲清楚了,忽然又收到他的短信说:“我昨天吃了一个梨子,你的检查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原木顿感崩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只能告诉他这个和吃什么是没有关系的。” 李响也有类似的苦恼,“我也不知道他们对艾滋病到底能理解到什么程度”,“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是一种病,不太好治疗,如果他的CD4低的话,再告诉他一定要按时吃药。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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